定海私塾

　　定海私塾诞生较早，遍及城乡。有声望者如南宋建炎四年（公元1130年）宿儒郭维由河南迁居昌国县，开馆设塾，“从者如云”。南宋嘉泰开禧年间（公元1201年）进士应傃辞官里，在城西竹山设馆讲学，实行勤学者奖，惰学者劝，学子多有所成就。名儒沈铢在家设塾，进士孙枝出其门下。据史志载，元朝初期，昌国州有私塾58家。明初海禁，废县迁民，众多私塾停办，仅留城内私塾数家。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县治，私塾又兴。不少塾师教学严谨，学子“收益甚丰”，如康熙年间城北的周昌祚，咸丰年间紫微的黄式颖，光绪年间白泉的王昌科、马岙的王亨彦，都是定海的一代名师。光绪三十三年（公元1907年），据私塾改良会统计，时有各类私塾300余家。

　　民国初，兴办学堂，私塾受到限制，不准在小学附近一里半内开设。又对城乡各地塾师进行登记，并分期考试，不合格者淘汰。后又几番取缔，但因海岛学堂不多，私塾总是禁而不止。民国二十一年，定海城乡尚有私塾108家。办得较好的私塾，如城东施家河王家祠堂塾师张必申，授国文、数学，还授英语。塾师陈一贯（光绪举人）在家设塾授课外，还携带课本文具，上门为贫苦学童免费施教，深受群众敬爱。清末举人孙尔瓒开馆设塾，亦名闻遐迩。此外，还有北大街石柱弄方家私塾，桑国弄朱家私塾，塾师学问渊博，教学严谨，深受群众好评。民国二十四年，全县实施义务教育，小学得到较快发展，城内私塾改为代小学或文化补习班，但渔农村私塾依然存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私塾终于退出历史舞台。

　　定海私塾的设置，大致有下列四种类型。

　　门馆：塾师在家或租借寺庙、祠堂、民宅开设学塾，称“门馆”，俗称“小书店”。这种私塾规模大的四五十人，小的仅十多人。学童第一天入塾，按传统习俗，先向孔子神位跪下磕头，后跪拜塾师，并献上“贽敬”，俗称“开笔生钱”。学童称塾师为“先生”，学童家长每月或按节要付束修（学费），俗称“先生钱”。端午节和重阳节，学童家长送粽子、团子、馒头给先生过节。定海各种类型私塾中，门馆为数最多，遍布城镇和渔农村。

　　请馆：官绅殷富之家聘请名师宿儒来家设塾，称“请馆”。主人称塾师为“西席”或“西宾”。主人备置卧室或书房，并供膳食，按月或按节奉送束修。双方订有聘约。 主人也可附收几个亲戚子弟入塾。这种私塾只有官绅富户才能开办。因此为数不多。

　　族塾：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设立的学塾，称“族塾”或“村塾”。开办这种学塾，常由大族中或村里代表人物发起，筹集经费，聘请塾师，确定塾址。课桌椅子多由学童自备。塾师膳食自理或由学童家轮流供给。如城西的烟墩乡夏氏族塾，由族内德智兼优者为塾师，办学有方，成绩显著。清咸丰二年（公元1852年）夏氏族塾改为狮山义学。

　　经馆：饱学之士精通经学，有意为学子传授经义文章而开馆，称“经馆”。清咸丰以来，人杰地灵的紫微乡，曾出过不少研究经书、讲授经书的著名经师，如黄式三、黄式颖、黄以周、黄以恭、黄家岱等，均专意研经，学术上各有成就，并都有著作流传于世。如黄式颖精通经史，中年在家设馆，提倡“学者以治经为急，治经必先训诂”，尽将家藏经学书籍逐一讲授，其弟子应考，多以经学融通而中举。

　　综观定海各类私塾，由于学童的家长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同，家境各异，因而学童求学目的与家长的希望也各有区别。在“请馆”、“经馆”读书的学童，家境富裕，在变法前，多数为了应考，求取“功名”。这部分学童从启蒙识字后，就攻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准备应考。由于应考必须熟读经书，求学时间约十年光景，即所谓“十年寒窗”。在“门馆”、“族塾”读书的学童，多数为了以后从事商业和处理日常的事务打下文化基础。这部分学童求学约三、四年就停学了。家境贫困的学童主要是为了识字，俗称“开开眼”，念念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描红习字，读一、二年就中途辍学了。